1958年，重庆的电影院里，八岁的廖学秋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，邻居大妈牵着她的手坐进了嘎吱作响的木椅。当银幕亮起，她看到穿着桃红裙裾的女子站在船头唱着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」，歌声如同蜜丝般绕进每个观众的心头，让人不禁抽泣。直到身边传来压抑的哭声，「那是你妈。」小女孩才意识到，银幕上那个目光流转、柔情万千的杜十娘，竟是她从未见过的母亲。

回到潼南县，老槐树依然记得1925年，那个穿着补丁棉袄的小女孩。九岁的廖静秋跪在戏班青石板上，青砖垫着她的膝盖，水桶顶着头练着「金鸡独立」。师傅的呵斥声穿过晨雾：「腰再弯一寸！」她眼睛盯着砖缝里奋力爬行的蚂蚁，数着第二百三十七滴汗珠掉落的声音。在那个与二十个孩子同批的三个月里，只有她依然能在吊嗓时喊破天际。

十四岁时，她首次登台，在《桂花亭》中饰演端茶的丫鬟。台下突然响起鞭炮的声音，她下意识地去捡，却忘记了词。散场后，她躲在柴房里哭泣，师傅扔来一本《川剧音韵谱》，冷冷地说道：「哭能当饭吃？」她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吞下整本书，半年后，她在《安有余投庄》中演出，水袖甩得如凤凰展翅，连茶馆里的大爷都忍不住拍案叫绝：「这丫头眼里有火！」

1957年，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廖静秋每天清晨将止痛针注入静脉。晚期肝癌的剧痛如毒蛇一般啃噬她的五脏六腑。导演看着她苍白的面庞，无奈摇头说：「换人吧。」她将剧本拍在化妆台上，胭脂盒中的粉扑都随之抖动：「杜十娘能跳江，我就能拍完。」

三米高的假船下，她已经跳了五十一次，每次落地右腿渗出黑紫色的血，化妆师不断地用绷带裹着。第六次跳时，戏服下摆已染成暗红，她却依然冲着导演笑道：「这次眼神够狠吗？」结束后，她蜷缩在宿舍的床上，手中紧握着修改了七遍的台词本，指甲缝里嵌满了木刺——那是拍摄「怒沉百宝箱」时，生生抠进木头箱子的痕迹。

电影杀青那天晚上，巴金握住她冰凉的手，感慨道：「你把命都融进了戏里。」她咳嗽着笑了，带着血丝的痰染红了胸前的盘扣：「要是能再活十年…」她的话没说完就闭上了眼睛，枕边散落着未寄出的信，信纸上写着：「秋儿，妈妈在银幕上等你。」

八岁的廖学秋坐在电影院，看着母亲在银幕上纵身一跃。她突然想起了托儿所阿姨哼过的川剧调，原来那些模糊的夜晚记忆，都是母亲在唱《杜十娘》。散场后，她摸着银幕上的水渍，冰凉的触感像母亲的眼泪。十四岁时，她偷听到老师讨论道：「廖静秋的女儿，可惜没继承她的嗓音。」她躲进杂物间，盯着破镜子练了一整夜的《思凡》，直到喉咙渗出血丝。

二十七岁的廖学秋，在《丫鸭情话》中饰演一位寡妇，丈夫死去。导演喊开机时，她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紧握的剧本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。那场戏拍完，副导演红着眼眶说：「你妈要是看到，一定会很骄傲。」

如今，在川剧戏校的课堂上，学生们依然会观看《杜十娘》跳水的片段。老师指着银幕上那一跳的身影说道：「看的是骨头，不仅仅是戏。」廖学秋偶尔会坐在教室的后排，看阳光穿过胶片的齿孔，在年轻的面庞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她想起母亲常说的话：「戏比天大。」

在暮色笼罩下的川剧院，老琴师拉起了《新水令》的调子。廖学秋站在后台，轻抚着母亲留下的水袖，仿佛又看见1957年在北京片场，那个身着戏服的单薄身影，在镜头前绽放出最后的光辉。她轻轻抖开袖口，月光顺着丝线流淌，像极了当年母亲纵身一跃时，飘落的那片桃花瓣。